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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到底是为了什么才去铭记「」?

发布时间:2020-01-12 12:28:51 已有: 人阅读

  我出生于1971年。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即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学校历史教科书和当时的大众媒体中,是没有“”这个词的。

  教科书传递给我的关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深深刻在我脑海中的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两个成语。“奸淫”两字模糊地传递了战争中可能存在的针对女性的特定危险,但没有“”的故事。

  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从尘封的历史黑洞中慢慢地浮现出来。我最初是从盈博国际网中逐渐知晓“”。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韩国人某些日本名流在“”问题上的错误言论等。

  最近十年,“”逐渐成为中国的国内新闻,地方媒体开始零星挖掘与报道当地幸存“”的个人故事和生存状况,这种报道往往具有时效性,即配合某种政治时间。

盈博国际网   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国际社会对“”问题关注的刺激,中国也有学者和一些民间人士开始调查中国的“”问题,但几乎到了21世纪,“”问题才开始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历史认知中。这是我个人的认知经验。

盈博国际网   个人的认知经验让我意识到,“”议题是以一种非常政治化的方式进入我对“”问题的认识和记忆,我的问题是:

  之所以选择报纸这一媒介形式,最主要的原因是,相比于书本,报纸是普通民众更多接触和获知信息的载体。

盈博国际网   1949年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分期,也是很多数据库的划分时间。就“”问题而言,最重要的历史分期是战时和战后的区分,两个历史分期并不一致,但是为了统计的便利,我们还是选择以1949年的政治分期作为本文的历史分期,分两个时段来考察。

  1949年之前的报纸,我们主要利用《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数据库》、《申报数据库》。检索方式,主要是使用“营妓”、“”、“军娼”、“慰安所”、“”、“挺身队”等,包括其他可能的关键词组合方式,进行检索。

盈博国际网   剔除了识别后内容明显不符的个别文章进行统计,我们发现利用“”这个关键词,在前两个数据库中没有搜到任何一篇文章。在《读秀数据库》中,我们意外发现了1943年1月31日宁波的《时事公报》赫然刊登着一则广告:“征求女子招待员及”。

  这则广告的雇主是“月乃家”。广告招募17岁—25岁的“美貌端丽女子”,“待遇优厚”,并应允给介绍人酬劳。“月乃家”似是日文名称,广告中的地址是江北岸玛瑙路四十六号。根据《宁波日报》2015年的一篇报道,宁波城区的慰安所就在玛瑙路上。

  在《申报数据库》,以“”为关键词只查到一篇文章,是1946年12月31日《申报》刊登的《战犯谷寿夫起诉书》,谷寿夫在自我辩护中既否认的存在,又坚称“设立慰安所系向当地长官商量,并征求女之同意”。

  阅读当年的这些文字,明显感到日方与中方在词汇使用上的差异。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与“慰安所”是外来的陌生名词。1938年《申报》有一篇报道“慰安所”的简讯中,特意在“慰安所”后面用括号注上“日本堂子名”,用中国人熟悉的妓院称呼“堂子”,解释给中国读者。

  苏智良教授认为“”不是汉语名词,是日语中的特有名词,发音为“I AN FU”。“”一词由二战期间的日军军方创设,以区别于民间社会里的“酌妇”、“卖春女”,专指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妇女。

  “慰安”这个词含有“自愿性”的欺骗,1996年联合国委员会通过的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maraswamy)撰写的《关于战时军事隶的报告》,用“军事隶”一词取代“”这一带有侮辱性的名词,昭示其“强迫性”的特征。

  尽管战时的中国记者在纪录这一事实时多强调“强迫性”这一事实,但是,当他们套用“营妓”、“”、“堂子”这些传统的中国概念来理解这一现象时,“妓”的标签已经让这些性暴力受害者在自己的文化系统中贴上了耻辱标记,不得翻身。这也是大娘们在战后继续受辱的原因之一。

  1949年之前中国媒体中关于“”的报道多集中于抗战全面爆发和抗战结束的两个时间端,1938年、1946年是媒体报道的两个峰值。第一个峰值中,有两类文体非常集中。一类是新闻简讯:或是揭露汉奸以招工为由诱骗良家妇女做营妓,或是报道城市沦陷后的惨状,中国妇女被与强掳入日军慰安所是惨状之一。

盈博国际网   另一类是充满情感动员的讲话或是纪实性作品。中国妇女所受之侮辱是日军“暴行”和“血债”的一部分。中国妇女所受之侮辱不仅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也是凝聚抗战力量的重要动力。

  比如,全面抗战开始以后,宋美龄在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发表题为《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的讲话,动员妇女支援抗战,讲话被多份报纸转载。民间人士同样以妇女之节烈喊话男子,鼓励男子奋起抗敌。

盈博国际网   1945年8月日军战败,1946年媒体对“”的关注达到另一个峰值。主要涉及三类内容:一类是用日本营妓制度的荒诞,作为日军注定灭亡的象征;一类是在对汉奸与日本战犯的审讯中,将开设慰安所作为其罪状之一;一类是对战后悲惨处境的描述。用日军“”制度的荒诞性来证明日军必败,鼓舞民众的抗战意志,在战时抗战文学中早已存在,且作品的套路相似。

  对于战后“”悲惨处境的关注聚焦在朝鲜人身上。中国籍“”和日本籍“”在中国媒体中几乎都消失了。一方面中国女性所受的“强迫性”解除了她们的营妓身份,另一方面战争结束、民族压迫解除,由战争制造的“”问题也就理所当然消失了,这些曾经受苦的中国“”就能顺利回归正常生活。

  回乡,是“”问题的终结。所以,这些作者把同情的目光留给了战争结束后尚无法归乡的朝鲜籍“”。与朝鲜“”收获的同情相比,日本“”基本遗弃在中国作者的视线之外,这与整体主义的国族观有关。

  回顾战时媒体对于“”的报道,不管是用中国妇女之受辱来说明日军之暴行、激发全民抗战之决心,还是用制度来说明日本军阀财阀发动战争的不人道、有失人心,或是用此揭穿“王道”、“共荣”之假象,“”及制度都是民族压迫的指示器。

盈博国际网   战争结束后,“”作为民族压迫的能指失去了所指,令人毫不惊讶的是,“”议题在战后媒体中迅速消失了。抗战结束之后,中国很快进入国共两党对抗的内战时期,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无法适用于国内战争,“”话语消失在这段时间的主流话语场中。

  1949年之后,我们主要利用《人民数据报刊资料库》、《人民数据库(含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方正中华数字书苑》中的“数字报纸”、《读秀知识库》中的“报纸”来观测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对于“”的关注情况。我们把统计时间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以“”作为关键词检索“内容”,按年份分别统计三个数据库中出现的词频。

盈博国际网   整合性观察这三条词频折线图,明显的峰值年份是: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4年。2012年以后,地方媒体报道中涉及“”的数量急剧上升,2014年全国的报道量达到一个历史高点。2015年呈下降趋势。

盈博国际网   中国媒体第一次出现“”一词是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美军”。这篇报道摘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一份决议,这份决议把朝鲜妇女沦为“美军”作为其侵略暴行之一,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南朝鲜。随后,一直到1992年,中国媒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词。这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问题的认识是同节奏的。

  众所周知,“”问题浮出历史地表,要感谢韩国金学顺大娘首先站出来发声。1991年底她与其他韩国大娘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盈博国际网   1992年7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已被记者问到中国的“”问题,当时的发言人在回应时甚至把“”称为“随女”。1992年的中国人对外交部发言人的答记者会并不关注,“”问题是日韩之间的外交问题。

盈博国际网   1996年,《人民日报》数据库上出现了一个报道小峰值:一类报道是日本国内关于日本教科书是否要删除“”内容的争论;第二类报道是韩朝两国针对日本有关人士关于“”不当言论的谴责。都是盈博国际网,无涉中国。地方媒体似乎兴趣不大。

盈博国际网   2001年,《人民日报》数据库上出现的报道峰值涉及三类事情,盈博国际网主要报道联合国机构通过决议敦促日本对“”进行赔偿、日本政府纵容修改教科书事件、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

盈博国际网   国内新闻主要是围绕翻译引进的小林善纪的漫画《论》美化日本在的殖民,否认“”的强迫性。此类新闻的核心关注点是“”,而不是“”,只是用“”的事实来对抗“者”对日据时期的美化。

盈博国际网   2001年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中国各大媒体对于“”的报道并不多。《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杂志报道了苏智良的“”研究,这篇报道的核心不是中国“”,而是苏智良的研究故事。

盈博国际网   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第一次出现了国内机构支持中国受害妇女对日索赔诉讼的新闻。全国律协、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发展基金等团体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受害妇女对日索赔。而早在2001年之前,山西盂县的日军性暴力幸存者在1995年8月(4人)、1996年2月(2人)、1998年10月(10人)分别对日本政府提起了三次诉讼。

  1992年,山西大娘万爱花在东京召开的“有关日本战后补偿国际公听会”上,受朝鲜代表的激励而勇敢地走上台,第一次讲出了自己的故事,激愤或许还有无法叙述的压抑使大娘几分钟后倒在台上,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也触动了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们共进会”(以下简称“查明会”),一次次来山西调查取证。

  遗憾的是,在数据库里没有查到任何一家中国报纸在1992年、1995年、1996年、1998年有相关报道。在这段时期,中国媒体关于“”的新闻几乎都是盈博国际网。

盈博国际网   2001年7月16日,中国海南省幸存“”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赔偿与谢罪的诉讼案。尽管在数据库里没有查找到相关的新闻,但是通过百度搜索,还是查找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等电视和电子媒体做过相关报道,《海南日报》、《北京晨报》等纸质媒体也有报道。

盈博国际网   相比而言,用百度搜索验证山西1992年—1998年相关的“”诉讼案,没有查到任何一条消息。可见,进入21世纪,幸存者(还有背后支持她们的学者、民间人士)民间的诉讼行为,与国家的政治关注,共同推动着“”议题进入国内媒体的视线年,在《人民数据库》与《读秀》中都出现了一个报道峰值。涉“”的报道绝大多数仍是盈博国际网,比如,东京建“”资料馆,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关于“”的不当言论引发、韩国发现“”名册等。与中国“”有关的话题是中国“”索赔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败诉。

  2007年,中央与地方媒体都出现了一个较高的峰值,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问题成为当年的盈博国际网热点。美国众议院、加拿大议会下院、荷兰议院下院、欧洲议院纷纷就“”问题通过议案,向日本政府施压。

  在这股迅速上升的报道热潮中,中国幸存“”的故事被带出来。2007年4月,被称为第一位南京“”活证人的雷桂英老人的去世,有13家地方报纸共32篇文章报道了这一新闻。相比2006年4月雷桂英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是日军“”时,只有3家国内媒体报道,2007年的媒体已经非常有意识地把“”与抗战记忆联系在一起了,甚至积极参与到对时事新闻的制造中,

盈博国际网   2012年以后涉“”报道量持直线上升趋势,“”已然进入了中国国内线年最重要的中日事件是之争。盈博国际网中,绝大多数涉“”报道仍集中在韩国与日本的纷争,但中国媒体的报道已从隔岸观火式的旁观者转向兔死狐悲式的同病相怜,借韩国“”问题间接批评日本。

盈博国际网   2012年7月,围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韩国外交部要求把英文文件中的“”改称为“被强迫的”,地方媒体不仅报道了这两则新闻,还发表评论文章:《中国也该禁用“”这个词了》。12月6日,《全史》出版时,把“”称为“隶”,媒体也多有报道。2012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和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松原仁发表否认日本曾强征“”的言论,再次引发韩国民众的。

  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8月与9月成为该年报道中涉“”最高的两个月。中国各地媒体,包括地方小报,都纷纷报道或转载韩国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对此言论的表态。报道中,中国不再置身事外,出现了《否认“”无异于再次加害》之类的时评。

  2014年涉“”的报道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014年也被中国媒体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关系最低点。这一年中日关系中事件不断,围绕的领土纷争、安倍政府修宪动作、中日军机事件、《日美安保条约》,等等。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语言中,

  中方认为如何对待历史决定如何走向未来,关系到未来的国际格局。“”问题是衡量日本政府“历史态度”的一个重要指示器。

  否认“”事实,是“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和反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些强硬的外交辞令说明中国在中日关系中的策略转变,对日本的批评上升到道德评判,默默地指向一个国家/政府的品格。如果说,之前中国在“”问题上大多是应对型的,那么,2014年的媒体报道显示出中方开始主动出击。

盈博国际网   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档案》和《“”——日军隶档案》为世界记忆名录。围绕申报记忆名录的政治纷争成为该年涉“”报道的主要内容。

  2001年“九一八事变”70周年,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国内媒体的视野,“”尚未与抗战的记忆联结。2014年的“九一八”纪念,“”已经是战争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国家公祭网上,“”死难者成为被公祭的对象。

盈博国际网   “九一八”纪念日之前,中央档案馆开放“”有关档案;之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布了历时十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作为国家的损失进入国家历史。

  中国政府在对待“”的问题上,也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的过程。“”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和国家政治话语,作为当下中国上升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的重要符码而得以彰显。

盈博国际网   在重构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国际秩序中,“受害国”地位赋予中国相对于日本的道德优越感,让中国崛起具有和平的光芒和雪耻的道义。

  反过来,日本右翼在“”问题上的不断否认,是其不对侵略和殖民历史深刻反省的重要表征,从而使安倍政府要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诉求变得危险,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可能危及地区未来和平的一种危险动作。

  符号化的过程,确实是政治化的过程。但重现“”的故事,却不能以“去政治化”的方式重构“”的故事。“”及制度从其诞生那天起,就是政治的。国内的“”研究大多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聚焦与着力于寻找“”制度化、强迫性、残暴性的证据,以证明加害国的国家之罪;或是集国家与民间之力,寻找幸存受害者,累积受害者之数量,以数量之大小来度量国家损失之大小以及日军罪恶之大小。

  从受害国的角度,这种研究的价值毋庸置疑。但在民族主义的叙述框架下,“”的小历史被封印在民族主义大历史的黑盒里,当民族主义需要她们的时候,就会启用这个符号,当民族主义不需要她们时,又会被封存。

  。同情中国“”的日本市民(绝大多数是女性)组织的“查明会”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并没抛弃)单一维度的民族主义认识框架,把研究问题聚焦于

盈博国际网   。在研究方法上,“抛弃通过以一般意义的框架、概念为前提的、对事态进行数量认识的方法”,不仅对受害者个人、家属、村庄进行深入的口述访谈,且从日军士兵的角度来了解制度产生的心理,并结合文献考证,细致勾勒战时性暴力发生时的宏观权力结构和微观的运作机制。

  “查明会”的调查纪录和研究成果——《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的贡献在于:第一,指出了“前线•末端型的性暴力”类型。这是有别于“南京型”(即,时的集体)和“慰安所型”之外的第三种性暴力类型。第二,把山西盂县的性暴力研究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宏观结构里,去具体地理解为什么和怎么发生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而非简单地、情感化地描述暴力的残暴性。

  山西是八路军与日军对峙的最前线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遭受重创后实施报复性的“烬灭扫荡”,即所谓的“三光作战”。针对女性的性暴力成为扫荡的一部分。同时,组织化的慰安所的存在客观上纵容与合法化了前线士兵日常性的性暴力。表象上建立慰安所是为了抑制事件,事实上,日军将校率先违反军纪并默许士兵的性暴力行为,并视其为激起士兵斗志及恐吓中国民众的手段,以挫败中国人之抵抗。

  所以,“前线•末端型的性暴力”类型是整个日军性暴力结构的组成部分,从而证明日本国同样应对“前线•末端型的性暴力”负国家责任。第三,把“村庄的道理”和农村社会的性别秩序纳入到对战时性暴力机制的整体考察中。不仅颠覆了我们对于“汉奸”的刻板印象,也迫使我们审视被民族压迫绑架的父权制度在战时的功用。

  在日军入侵之前,山西盂县的“女性们在男人当家的家长制下的家族保护和压抑下生活着”。对于父系村庄里生活的女子,父权制既是压迫机制,也是保护机制。外来强权——日军的到来,特别是与抗日势力相互争夺村庄和村民的过程中,村庄的治理秩序不断地被打破,不仅无力提供对女性的传统庇护,让女性暴露在性暴力的危险与肆虐之下。

  更令人难过的是,面对无力抵抗的外部强权,为了保全绝大部分人的生存,不得不按父权社会的内部逻辑,选择了需要被牺牲的人——父权社会里的边缘女性。

盈博国际网   就算我们以历史的同情去理解村庄的无奈,尽管村庄的性别秩序不是制造战争性暴力的根源,但无论如何它是大娘们苦难的一部分。当我阅读语气平和甚至有些细琐的口述证言和研究报告,触及大娘这部分记忆时,一种基于性别的、无法叙述的悲愤久久地堵在我的胸口。

  这种无法叙述感,深深地让我意识到民族主义叙述框架无法全面呈现大娘们的痛苦。因为异族压迫的民族主义叙述框架装不进(或者说,封闭了)这份“村庄的道理”,而使这份压抑无以言表、无法叙述。

  父权制下的女性是男人的隶属物,也是被庇护者,异族入侵的男子对于该族女性的性侵略无疑是对男性最大的羞辱和打击,不仅是财产的损失,更是对保护者“无能”的宣告、对其尊严的打击——无力履行自己保护者的职责。山西村庄里发生的屈辱更甚于被强掳的“”,因为这些女子是由她们的保护者亲手供奉出去的。于是,

  不管是村庄的口传历史,还是官方记录的文献历史,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女性在战时遭受性暴力的历史。遗忘是记忆的一部分,这种性别化的记忆呈现的是记忆的政治。

  为“查明会”提供证言的二十余位大娘当年都是受盂县西部日军三个据点士兵的侵害。而《盂县文史资料》对三个据点日军所实施的性暴力记载,只有两位后遭杀害的女性。事实上,各地记载的情况也相似,被奸女性只有遭受杀害后才有真名实姓的纪录,一般只是笼统地记录无数。

盈博国际网   一位向“查明会”诉说过性暴力的妇救会会长,她的抗战事迹进入了官方的《盂县文史资料》,但记录的是她与其他男性抗日领导被日军抓获,后被八路军抢救出来的故事,官方史书回避了她被拷问并被的部分。

  女性主义史学总是批评传统历史是由男性书写,以男性视角出发建构的历史。笼统地讲,这个批评用在这里也不为过。由“查明会”寻访到的大娘们说,以前没有人来调查过性暴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才有人来问这事。这些大娘裹小脚,几乎都不识字,生活范围极窄,官方的战争损失调查应该大都是向男性村民(家庭代言人)征集的吧。

盈博国际网   。绝大多数幸存者除了忍受婚姻生活中的不如意,身心受过严重摧残的“”往往不育,在重视子嗣传承的农村社会里,这是双重打击。更不幸的是,还要生下有日本血统的孩子,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中因其被视为“日本人的女人”而深受。

  韩国学者任佑卿提出民族的集体记忆存在一个记忆/忘却机制,批评韩国民族主义的集体记忆是建立在“韩国受害国vs日本加害国”的二元框架上,溢出这个记忆框架的战争记忆——比如,韩国男性也有可能对日本女性实施性暴力的事实——必须被忘却,或者说,拒绝记忆。

  作为民族压迫象征的“”历史可以被记忆,但是“”历史中有可能撕裂民族同一性的记忆必须被忘却,或者说,必须被封存。村庄向日军供奉“”和抗战女干部/抗战女战士/抗战家属遭受性暴力这段历史,就属于需要忘却的部分。那么,为什么在“”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比较容易接受日军强掳与汉奸诱拐的故事,却很难接受抗战女干部/女战士曾遭受性暴力的故事?

盈博国际网   我们对抗战女战士的民族集体记忆基本定格在“八女投江”的忠诚、赵一曼遭受酷刑的坚强,那么,为什么抗战女干部/女战俘遭遇到的性酷刑却无法进入历史教科书?为什么施暴者暴力的残酷性能增加英雄的光辉,涉性暴力却成了英雄难言的耻辱?性暴力仍是暴力,我们羞耻的是“性”。让羞耻发挥功效的是民族内部的男权文化系统,而不是敌人的暴力。

  当我们用“坚贞不屈”、“忠贞不渝”这些名词来描绘和想象民族女英雄时,已偷渡了男性对女性的期望:贞洁。当史家有意识地遮蔽女英雄遭遇到的性暴力,表象上是在维护女英雄的纯洁,本质上是服从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男权文化机制的评判标准。

  90年代以后,“”的叙述范式从“卖春”转向“性暴力”,中国“”遭遇到的强迫,才豁免了民族主义的审判。相反,“”的受害性质,使“”叙事能很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受害者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话语上升的历史时期,“”作为民族压迫的符号得以彰显。

盈博国际网   民族集体记忆中的记忆/忘却机制继续发挥着作用,但“”个人经历中诸多层面发生的压迫性问题并没有深入检讨,而是简化为民族压迫的副产品。

  “”议题进入国人视野和集体的记忆,既有国家政治话语征用的一面,还有“”大娘们的主体性,持不同立场与分析视野的历史学家、媒体、女性主义团体、普通市民都介入其中,参与对“”历史的书写。尽管,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仍是目前“”问题的支配性叙述框架,但是,溢出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之外的历史故事,如同历史的枝蔓,悬挂于民族主义的树枝上。

盈博国际网   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决定了“”历史的重构方式。当“”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证明民族压迫的残暴性,那么,“”只能作为“证据”工具性地存在于国族历史中,对“”不幸的描述就会止步于日军的残暴和身心的后遗症,或是把战后遭遇的一切歧视和排挤简单归因于民族压迫。

  若“”研究的目的,是揭露制造“”苦难的机制,而不只是限于制造战争性暴力的机制,那么,伴随制造“”苦难的多重机制便会浮出历史地表。

  “查明会”的研究给我们展示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结合的典范,超越对“”历史进行符号化的,共情和耐心地倾听,让受害者打开一个个具体的记忆,口述史料也不只是为服务于证明日军残暴性之目的而撷取性地使用。正如石田米子所说,当受害女性开始诉说自己的记忆,“开始讨回自己的历史和自尊,被害与加害的镶嵌式关系以及保持沉默的结构组织开始一个一个显现出来”。

盈博国际网   日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从“反思的妇女史(reflexive women’s history)”角度提出反思妇女史要超越国民史,才能对战胜国的战争责任和战争中的女性协力问题提出质疑;并从国民史的角度,批判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拒绝“”历史进入历史教材之目的,是为国家背书,是从“恢复国民自尊心”的角度撰写“值得自豪的历史”,只是诱导和强迫“作为国民一员的我”与国家认同的合一。她从解构本质主义的视角出发,反思女性国民化的问题,提出要从超越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问题,提出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国族主义,才能建立起女性的连带性。

盈博国际网   “”问题是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编织和嵌套在一起,共同起作用。战时的“”问题,民族压迫机制是首要的压迫机制,“村庄的道理”显示的是父权制在民族压迫的强权下被收编的协作机制。

  另外,战时的、强征“”、女战俘经历的性酷刑是以性别压迫之形式展示民族压迫之实质,是以性政治展现民族之间权力的较量。性/性别是民族权力斗争的场域,日军通过性侵略占领国的女人宣示自己的权力,唤起自己的征伐意志。我们无法超越民族压迫机制来认识这种性别压迫机制。

  。在民族内部的男权制文化/性别机制未得到清理之前,民族主义既可能对幸存“”制造压迫,如政治运动中受到的打压,也可以是帮助“”重获尊严、同情和帮助的正面力量。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诉讼,是大娘们自己的历史叙述,明知不可能胜诉,却坚持诉讼,是因为大娘们要诉说自己的历史。诉讼这一行为,翻转了关于“”的叙述范式:从“卖春”转向“性暴力”,通过证明“”的强迫性,洗清为妓为娼的污名,为她们赢回了尊严。但有意思的是,在媒体报道和绝大多数的“”历史书写中,大娘的这份尊严是通过民族主义叙述框架而赋予的,她们作为控诉与指证日军暴行的铁证,“忍辱”勇敢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是“”,是“与日本势力斗争”的壮举,而应受到了民众和社会的尊重。

盈博国际网   2015年11月13日,最后一位对日诉讼的张先免大娘离世。伴随大娘们的离世,她们个人承受了一生的苦难终将烟消云散,留下抽象的民族苦难进入历史。但是,当具体的生命故事被抽空为空洞的苦难,臣服为民族苦难的注脚和控诉日军暴行的证据时,大娘们的“苦难”被彰显的同时,再次被隐匿了。

  为了走向一个没有战争、没有性暴力的未来世界,需要从“女性反思史”的角度——结合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的复合视角,重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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